【拓展延伸】
孔子生活在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具有志道据德、传承文明、振兴华夏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责任论的言谈，主要涉及家庭责任论、社会责任论和国家责任论三个方面。两千多年来，孔子的责任感与责任论激励、鼓舞、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中华儿女，为民族的繁衍和国家的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所体现的积极向上的责任意识和精神原则带有普世性和永恒性，当今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孔子的责任感与责任论及其当代意义》
2.《论语》雍也第六篇第二十八章：子贡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
可谓仁乎？”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誓，可谓仁之方也已。” 这一章很有意思，因为提问者是端木赐，他是孔子学生中最富有的一位，与贫穷的颜回形成了两个极端。而且端木赐的富有不是来于父母的馈赠和遗产，而是靠己敏锐而老道的经商才能。孔门学说能够传播很广都得益于这位富有的学生用财力去支持和推广。我们现代所说的“儒商”这个词的始祖和原型，就是他——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
由于子贡能言善辩，口伶俐，颇有外才能，兼其深谙商业低买高卖之商理，所以颇清高。
他非常认同孔子的学说，所以当他通过转卖货物、投资致富后，便想实现老师所说‘仁’的境界。于是才有了这段对话。
子贡问孔子：“如果有人广泛地、无条件的把好处送给民众，救济民众，让民众都得到帮助。这个人怎么样，可以算得上是您说的仁人了吧？”子贡在这里说的这个人，其实是暗指己，也就是用隐晦的话说：“老师，如果我拿出钱来帮助大家，而且不要好处，那我是不是就达到了您要求的具有了‘仁’的品德了呢？”
孔子明白子贡话里隐含的意思，但他又知道子贡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这可能是子贡有钱了以后的一种我炫耀，但方向是正确的。所以孔子并没有打击子贡的这种显摆，反而幽了己一默：“能做到这种地步，何止是达到了‘仁’！那一定是圣人了。我做不到！即使远古时候像唐尧虞舜那样拥有绝对威望和权力的明君也做不到啊！”在不落痕迹地批评了子贡这种好高骛远的想法后，孔子不失时机的提出了“仁”者的标准：“有仁德的人，己想立于天地之间，有一番事业和抱负，他也一定会帮助别人达到；己想要将来通达有前途也要帮助别人通达。凡事能够从身边的人和事做起，做到推己及人，就可以说是仁的方向了。”水之声：将文章归类到“治国”一类，并非哗众取宠。源于《本周金融观察》中编者点的下列评论：另有故事：鲁人流落异国为，鲁国规定凡是看到本国人在别的国家被卖为隶，只要出资买回就可以得到重奖。
孔子的学生子贡买回隶后却谢绝了政府的奖励，孔子对此不仅不予以表扬，反而作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子贡这样做开了一个很坏的头，以后不会再有人愿意花钱替国家赎人了。
都说孔夫子是“圣人”，太过迂腐，言义不言利，其实都是后世腐儒的向壁虚构。孔夫子实在是个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知道人对利益的追求、对欲望最求纯属天，只可引导而不可压制。高标准的道德只能施之于少数人，同样必须出于觉愿，不可求；对于多数人来说，执政者还是要力求使道德规范与基本的利益诉求达成一致，使人们的利行为客观上成为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的善行，这样的政策方能行得通、行得远。这些才是将上面那段文字打上“治国”烙印的原因。希望执政者对于政策的考量，应该立足于远、立足于长，切不可朝令夕改，让民众不知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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