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忘记王文显和《委曲求全》
1983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文显剧作选》。张骏祥作的序中写道：“王文显先生是用英文写剧本的老一代的中国剧作家，我看中国话剧史上也不该漏掉这位在北方默默无闻的戏剧开拓者。”李健吾在《后记》中也说：“王先生生前是应该享盛名的，而今记得他的人却寥寥可数。人世无常而有常，行笔写来，不禁系之。”两位剧作家的感慨是有道理的，如今又有多少人知道王文显其人其剧呢?
一
王文显(1886-1968)，江苏昆山人，早年在英国读书，1915年从伦敦大学毕业后回国，先后担任过清华学校教务长、副校长、代校长。1928年清华学校升格为清华大学后，他长期任外国语文系的系主任，曾开设《外国戏剧》、《莎士比亚》、《近代戏剧》等课程，直至七七事变后学校南迁，他离开清华到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他去香港，后移居美国。
在清华任教的数年里，因安安稳稳地坐在系主任位置上，他被称为“不倒翁”。比如在会议上，他从不东拉西扯，能够妥帖地把会议组织好。据张骏祥回忆，他讲课的方法很简单，从头到尾，都是在念讲稿，年年如是，也不增删。有些学生不免感到枯燥，同事温源宁在《王文显先生》一文中形容那情形“给人一种差不多是一位新教长老会牧师做丧事的印象”。但那份讲稿写得真好，扎扎实实，你不能说他不认真、不尽职。他还常常把自购的戏剧类图书提供给学生使用。课下呢，他有些清高，缺少热情。温源宁描述他不是一个逗得起学生热爱的人。没有学生去看他，即便去的话，大都是谈公事，公事谈完，拜访也就结束了。“没有人逗留，也没有人希望延长时间”，双方似乎都有一种“如释负重”的感觉。可事情又全办了，你不能说他不尽责。他还常常显示出绅士派头，衣著整饬，好用烟斗吸烟，爱在家居的小园子中养养花，对打枪、踢足球也感兴趣。难怪温源宁说：“清华没有他清华就不成其为清华了。有了他，尽管经历过各种变革，清华照样是清华。”
然而，不同于他的刻板和缺少热情，王文显写的剧本却别有一番情趣，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培养出了一批知名的剧作家，像李健吾、曹禺、张骏祥、杨绛等都是他的学生。
王文显的剧本均是用英文写的，先后创作了《媒人》、《白狼计》、《猎人手册》、《老吴》、《皮货店》五部独幕剧，《梦里京华》(原名《北京政变》)、《委曲求全》两部三幕剧。如今只有两部三幕剧留存下来，其余的或许都遗失了。
1927年，王文显利用清华教授休假一年之机到耶鲁大学，师从美国戏剧学泰斗贝克教授学习编剧。期间，他写出了《梦里京华》和《委曲求全》。由贝克执导，于同年5月在耶鲁大学先上演了《梦里京华》，1929年11月又上演了《委曲求全》。两剧的演出均获成功，影响不小。1936年张骏祥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时，还见到这两出戏的剧照高高地挂在学院图书馆的墙上。
《梦里京华》暂且不论，这里只说《委曲求全》。
这是一部讽刺喜剧，表现了高等学府里一些道貌岸然的“师表”之间的勾心斗角。善于玩弄权术的顾校长和秘书商量，企图辞掉会计科的王会计员、注册科的宋注册员及校役陆海。王会计员的妻子为保住丈夫在学校的位置，便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智慧，装扮出和校长有暧昧关系而迷住了校长。当二人正亲热时恰巧被宋注册员及陆海撞上，于是消息传了出去。老奸巨猾的关教授一直盯着校长这一职位，此时趁机而动，拉拢陆、宋和一些学生把是非真相搅乱。董事会派来调查真相的张董事是个色鬼，也被王太太的美貌所吸引，和她讲起情话，接起吻来，于是一场案子就冰消云散了。剧作辛辣地嘲讽了高等学府里的种种鬼蜮行径。
www.kuaixue5.com二
《委曲求全》的中文本1932年7月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李健吾翻译。那么，是什么缘由促使李健吾翻译这部剧作呢?这在他为《王文显剧作选》写的《后记》中没有提到。但1935年2月12日他为《华北日报》写的一篇《〈委曲求全〉的翻译与演出》，对此事解释甚详。而且文中还叙述了他在清华大学的活动，谈了自己的戏剧标准，记述了清华戏剧社的演剧活动。这对我们了解当时北平演剧界的活动不无助益，实具重要的史料价值。这篇文章未收入李健吾的任何作品集，读者不易读到，现抄录于下：
我翻译《委曲求全》的时候，正是没有离开清华的最后一年。这出剧平时我听人讲起，但是从来没有机会读到。我向来有戏就读，当做文学来读，情形就像一个书呆子。学校任何方面的学生活动，我自来就不加入，(天晓得我从前是怎样一个闹事的分子!如果我告诉现在的朋友，我也是“六三”被困于国务院的十八位代表之一，有谁能够相信吗?)也许由于病，也许由于厌，就是我从小在一起上学的朋友，见我守如处女，也时时纳闷。但是我始终没有丢掉一桩事，就是戏剧。一进学校的门限，戏剧社社长何一公就来招呼我，约我这位新生去开会。我被选为一位主任，是排演，是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
翻阅旧日的《小说月报》，上面有一出戏叫做《鸟》的，就是何一公的著作。他怕是张彭春先生在戏剧方面很得意的一位学生。“九一八”事变，他的腿受了伤，说是养好了，然而不到半年，并加重起来，于是没有得到烈士的尊称，他也做了一名“三一八”的殉难者。临终的时候，他望着我，断断续续地道：“叫戏剧社好好演几出戏，现在真是太消沉了。”
这话直到如今，快十年了，这忧郁而热肠的声音，还跟着我活了下来。我鼓起勇气，接受他的遗命。我继他之后做了一年副社长，两年社长。这是我在大学时代唯一的课外活动。戏剧社每年都用来试验新的剧作，无论是中文的，或者英文的;如若自己一时没有戏，总设法邀来城里的团体，提高同学的兴趣。戏剧社自己排演的剧本，中文方面，著名的有《最后五分钟》，是初次上演，由赵元任先生自己导演;再如《压迫》，由作者的好友杨振声先生导演，而我们第一次认识马静蕴女士和她演剧的才分，也可以说从这出戏开始：她饰的是老妈，现在我还保留着《压迫》的一个场面;外如余上沅先生的《兵变》，归我负责。这都是当年崭新的独幕剧，差不多还很少试演过。英文方面，因为我们的志愿是助成中国的剧作家，恰好我们又有一位剧作家在我们的眼边，于是打算尽量排演他的著作，这就是王文显先生。我们丝毫不苟。当时学校感于我们的正经其事，还有六十元大洋的津贴。又怕学生的英语不够流利(我们是为戏剧而公演，不是为练习英语而演戏)，我们决定全由教授担任。我们试验的，有王文显先生的两出独幕剧，一个是《媒人》，一个是《白狼计》。我很喜爱后者的技巧，打算译成中文，最近向王先生寻稿本，说是找了好久找不出来，怕是遗失了。这是中国戏剧的一个不小的损失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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