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资料：李大钊政论的风格
1919年，他在纪念五一节的杂感中说：“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1921年，他与张东逊等人进行“社会主义问题”论战时，在政论《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的结尾有一句“武断的预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年，铁路、工矿业的迅速发展，验证了李大钊这个预言的科学性。
李大钊政论的预见性，还表现在它能从一个局部的、个别的事件上，揭示出全局的意义。他从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认为“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关联。”他从十月革命的发生，预见由此将产生的世界性意义：“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他大气磅礴地宣告：“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 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 Bolshevism 战胜的歌。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此后，芬、德、捷、匈、奥等欧洲的许多国家都爆发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英、美、日、意、西等国的罢工浪潮也风起云涌，李大钊政论的预言再一次应验了。
1、深邃的洞察力：
在一个历史事件刚刚发生时，人们要准确地把握住其本质是不容易的，何况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思想界还弥漫着层层的迷雾。李大钊却以深邃的洞察力，率先揭示出20世纪初中国以及世界许多大事的本质。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在北洋军阀的命令下，北京各高校放假3天，庆祝“胜利”。北京大学在天安门举办的演讲大会，许多人在演讲中都反复强调“公理战胜强权”。李大钊却独具只眼，作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并在几日后又撰写了《 Bolshevism 的胜利》，尖锐地指出，如果连是“谁的胜利”和“为谁庆祝”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就去“发狂祝贺”，是“全没意义”的。他认为，“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 Bolshevism 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因此，“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
李大钊政论的深邃洞察力，还表现在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清醒认识上。虽然他与当时许多民主主义者一样，早期受过进化论的影响，错误地歌颂过德意志帝国，但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李大钊较早地对帝国主义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和认识。早在1914年，他就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凶焰。当年，他为《甲寅》所写的《国情》一文，言辞驳斥了当时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古德诺的帝制舆论，该刊加编者按对此文予以高度评价：“文中所含真理，历久不渝……”1915年，李大钊在《国民之薪胆》、《警告全国父老书》等政论中，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之实质，明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十月革命后，他著《庶民的胜利》一文，表达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的思想;1919年元旦，他著《大亚细亚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第一次运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对帝国主义的实质进行了深刻的解剖;五四运动后，李大钊立即写作《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明确提出中国人民的三大誓愿：“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觉”，正确地总结出中国人民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基本经验，回答了中国革命在认识和实践中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显示了他掌握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理论洞察力。
2、浓厚的辩证色彩：
李大钊政论在说理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辩证法贯穿于论证说理的过程，即善于运用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接受了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后，他更注意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问题。这使得他的政论具有了浓厚的辩证色彩，刘半农在为他起草的碑文中，称赞其文“理致谨严，思度宏远”;何香凝则称赞他“透彻而伟大的言论，一见便使人折服”。
3、辩证的说理艺术：
李大钊早期的世界观中，就包含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五四运动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将其基本原理运用到政论写作中，自觉形成了辩证的说理方法。
比如：他几次撰文谈到“时”这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对于“今与古”、“过去与将来”、“现在与将来”等概念，他都是运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反对那种只知道沉湎过去、徒思未来，却不知道珍惜现在的不切实际的思想。他在政论中把“今”看作是连接过去和将来的“一线”，指出走向未来必须依靠今天的努力。
李大钊的政论摆脱了“就事论事”的窠臼，善于将单个事物与周围的环境联系起来说理。如他在与张东逊、何孟雄等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中，针对论敌“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的质疑，提出“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形势之外。”
1919年，李大钊在与胡适进行“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用以挫败对手的方法，也是辩证地考察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胡适将二者割裂开来，只看到了他们的对立，而没有看到它们统一的一面。因此，他要求人们“把一切‘主义’抛在脑后”，“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李大钊则针锋相对题提出二者“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因此，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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