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文坛上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的一位新人的一部新作，能够及时地展开如此规模的“集体批评”，在中国现代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史上，不失为一例空前之举。被曹禺《日出·跋》称为“一位好心的编辑”的萧乾，四十年后在《新文学史料》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上发表题为《鱼饵·论坛·阵地》的文章，对这一次的“集体批评”做了交待：“关于《日出》的讨论，这个剧本问世后，我想通过它把评论搞得‘立体化’一些。我长时期感到一部作品——尤其一部重要作品，由专业书评家来评论是必要的，由作者自剖一下也有助于深入了解，但应不应该也让读者发表一下意见?要不要请文艺界同行来议论它一下?我用三个整版做了一次试验，头两次是‘集体批评’，也即是请文艺界新老作家对它各抒己见，最后一期是作者的自我剖析。当时除了为加深读者对于剧本的理解之外，我还有一个意图，想用这种方式提倡一下‘超捧场超攻讦’，‘不阿谀，不中伤’，心平气和，与人为善的批评。讨论是热烈的，评者与作者的态度是诚恳的”。
不过，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被萧乾称之为“超捧场超攻讦”的这次集体批评，颇有些刻意策划、精心导演、苦心经营的双簧戏的嫌疑;所谓的“超捧场”，落到实处的则是并没有脱尽“捧场”意味的“超级捧场”。
www.kuaixue5.com1936年是《大公报》改版十周年，作为纪念，报社专门策划设立了“文艺和科学奖金”。萧乾还于这一年的春天来到上海，筹办沪版《大公报》，无形中起到了勾通上海与京津文艺家的作用。由萧乾一手操办的这场围绕《日出》的集体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是《大公报》在这次评奖活动中大造声势、大事宣传的一幕重头戏。
正是由于萧乾的煞费苦心，才保证了每个撰稿人能够及时读到由靳以和巴金主编的《文季月刊》，并及时地把各自的稿件交到作为编辑者的萧乾本人手中。《日出》于9月份在《文季月刊》连载完毕，11月份便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空档。在这两个月里，萧乾不仅成功地组织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稿件，还及时把稿件转交给曹禺，好让他参照着这些批评意见写作《我怎样写〈日出〉》，先作为《日出·跋》收入11月份出版的《日出》单行本，之后再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
作为这次集体批评的最为直接的一种结果，曹禺的《日出》与卢焚(即师陀)的小说《谷》、何其芳的散文《画梦录》于1937年5月一同赢得了《大公报》文艺奖。这次获奖，更进一步也更为正式地奠定了的小字辈的曹禺的文坛地位。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场出于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动机，并收到了良好效果的集体批评，萧乾与曹禺之间平空多出了一层施惠者与受惠者的私人关系。这种私人关系一直维持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
二、政治风浪中的萧乾与曹禺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萧乾与曹禺之间原本无可指摘的友好关系，却成了一心要求进步与革命的曹禺急于划清界限、解脱自己的一块心病、一个负担。在题为《斥洋奴政客萧乾》的一篇文章中，曹禺一上来就摆出了你死我活的大架式，以极巧妙的一个比喻透出了杀机：“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一条泥鳅。”接着，他又翻出了对方的老账：“我们都知道他的过去，他在《大公报》和《新路》上所写的那些反共、反苏的文章，我们还没有忘记。”最厉害的的是，发人隐私，竟然成了曹禺置对方于死地的杀手锏：“他的前妻梅韬同志讲，萧乾一生为人做事都脚踏两条船，从不落空。他的格言是，准备最坏的，希望最好的。……萧乾，你这脚踏两条船的政客，你这只脚踩着共产党的船，你那只脚踩着谁的船?”
曹禺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古已有之并在他自己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一系列戏剧作品中一再轮回、一再兑现的大报应、大轮回、大清洗、大罚罪、大劫变、大革命的宗教式宿命，有一天会轮回兑现在他自己的头上。至于曹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表现，田本相《曹禺传》中记载有他本人的说辞：“在铁狮子胡同三号，我往着三间房子，有一间书房，抄了，封了。在我们大院门口张贴着‘反动学术权威曹禺在此’的对联。……我跪在地上，求着方瑞：‘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真不想活下去了，好几次都想从四楼跳下去……”
已经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萧乾，比起曹禺来，反倒因祸得福，没有更深地卷入文化大革命的一场劫难：“您想，在非撒谎不可的年代里，是当个没人待见的准处理品好还是当个抢手货好?所以四八年和五七年的祸，其实是替我种下了福根，还打心眼儿里感谢。”(语出《我这两辈子》)
www.kuaixue5.com三、文革后的反思与遮掩
随着文革的告一段落，被斥为“洋奴政客”的萧乾也可以重新拿起笔杆子继续写稿子发文章了，那篇被巴金评定为“觉得平常，不算精彩”的《鱼饵·论坛·阵地》，就这样发表了出来。萧乾写这篇文章时虽说不上是出于秋后算账的报复心理，不平则鸣的心思还是有的，用当时的时髦话，就是“拨乱反正”的心理摆平。萧乾所谓“刊物编者就像寻宝者那样以发现新人为乐”，表面上说的是巴金们，同时也隐含着不便明说的曾经煞费苦心地成全过、帮助过曹禺的他自己。
晚年萧乾在《我这两辈子》中写有这样一段话：“我有时候用‘利害’和‘是非’把人分成三类。甲类是只问是非，不顾利害的。他们是头上有光环的圣者……另一种是只管利害不问是非的，这当然是人中的败类。这种人谁得势紧跟谁，怎么吃香怎么来。在阶级斗争中，跳得最欢的是这种人。可遇上形势骤变，上午是猫下午就缩成老鼠的也是他们。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利害与是非之间踩着钢丝。可是在那非友即敌的日子里，钢丝踩起来可不容易。你说一百句合乎标准的话，有那么一两句出了格儿，就单抓你那两句，而且往死里打。我就是那么成为处理品的”。不过，萧乾本人并不是没有当过“另一种……的败类”，反右运动中曹禺对于萧乾的揭发，也算是空穴来风。1999年《芙蓉》第6期的一篇文章就披露出了为萧乾一直遮掩起来的一桩人生败笔：“沈从文……解放以后曾经揭发他的学生萧乾和帝国主义有勾结，而萧乾呢?同样也揭发他的老师，以致于沈从文临死都不能原谅他，不要这个学生参加他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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