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有：李大钊、邓中夏、张太雷、何孟雄、高君宇、范鸿吉、缪伯英(女)、史文彬、朱务善、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骏等。11月，在李大钊指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起来，与此同时，李大钊还派人到天津、唐山等地，帮助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立即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他们在北京长辛店工人聚集区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创办了《劳动音》周刊。1921年5月1日，长辛店工人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并成立了工会。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
www.kuaixue5.com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全面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上，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1年8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大钊担任这个部的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北京党组织创办的《工人周刊》上，他撰写了许多与工运有关的文章，通俗易懂地阐明了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指出工人阶级斗争的方向。这个刊物很快在工人中间流传开来，反动政府屡禁不住。1922年10月，李大钊还亲自参与领导了开滦五矿大罢工。接着又在1923年2月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二七惨案发生后，李大钊对一些工人的牺牲，深感悲痛。他撰写了《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等文章，总结这次斗争失败经验教训，激励人民继续战斗下去。1924年底，他出任党的北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并辞去几所大学的教授职务，专门从事革命工作。
李大钊十分关心农民问题，早在1923年秋，他就亲自领导了北京郊区农民抗交菜捐的斗争，并在长辛店铁路工人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由此，他提出了工农要联合开展斗争。他还在《晨报》上发表《青年与农村》的文章，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后来又著文论述农民运动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李大钊对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和孙中山有过接触。1922年8月，他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帮助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受党的委托，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见，圆满地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李大钊还介绍苏联政府代表越飞会见了孙中山。经过会谈，在1923年1月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随后，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帮助孙中山作了很多重要工作，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2月底，他回到北京后，立即领导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开展革命工作。
这年6月，李大钊奉党中央指示，率中共代表团秘密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1月奉命回国。这时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了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当年底孙中山扶病到达北京时，段祺瑞已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冯玉祥被排挤去西山“养疴”。为粉碎段祺瑞和各地军阀政客的“善后会议”取代国民会议的阴谋，李大钊按照党的指示，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发动了国民会议运动，得到了全国各阶层群众的广泛支持，仅北京就有300多个群众团体参加。随后，在北京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并于1925年3月1日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对提高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和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故。北京的党、团组织在李大钊领导下，发动了有30万人参加的悼念活动。出殡那天，有10多万北京市民参加送葬，李大钊与林伯渠等亲自为孙中山抬棺，形成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示威。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消息传来，李大钊与赵世炎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先后在 6月3日、10日、25日连续3次举行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大示威，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5年秋冬，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又领导了北京的关税自主运动和推翻段祺瑞反动政府的运动。
1925年12月和1926年1月，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领导北京人民群众，举行了3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讨伐张作霖的示威大会。2月又在天安门举行了反英讨吴(佩孚)大会。3月12日，发生了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炮台的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掀起了群众性的抗议高潮。3月18日，北京十余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帝示威大会。李大钊是这次大会的主席之一，他号召大家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卖国的罪行。会后，组成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到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在执政府门前，反动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造成47人死亡，200多人负伤的惨案。李大钊在头部和双手负伤后，仍不顾危险地指挥退却。当晚又主持召开北京党、团会议，布置慰问伤者，追悼死者，组织下一步的斗争。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反动政府对李大钊等革命者发出通缉令，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不得不转入地下。3月底，他把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俄兵营内办公。4月，奉系军阀占领北京，段祺瑞宣布下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军警、特务和东交民巷帝国主义的间谍勾结起来，不断地监视和跟踪革命者。李大钊和其他一些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积极地开展革命工作。
1926年9月，党中央通知李大钊等离开北京南下武昌。行期已定，李大钊临时又改变计划，他说：“我现在工作实在摆不开……”所以，他叫同志们先走，他后走。对南下的干部人选，李大钊从全局出发，决定调北方区委大部分中坚骨干力量，支援武汉地区和南方省区。几个月间，调往武汉和南方的干部有何孟雄、张昆弟、吴雨铭，陈毅、杨靖宇、王荷波、史文彬、安体诚、于树德等许多人，而李大钊自己一直没有离开北京，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领导着北京的对敌斗争。
1927年初春，敌人加紧对北方领导机关的监视，风声更紧了。工友阎振三出去送信，没有回来，炊事员张金印出去买菜，也没有回来，他们都被敌人逮捕了。李大钊的处境更加险恶了。在这前后，有许多老朋友和关心他的人士，托人送信或亲自拜访，劝他离开北京，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夫人赵纫兰更为他担心焦急，不时地劝他，李大钊总是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这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李大钊就像一棵青松，俨然挺立在严寒风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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