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此，也应当记忆者，就是任何一国的财富之增加既必须靠在外国人方面取利（因为任何事物有得之者即必有失之者）那末只有三种东西是一国可以售与他国的：就是天然的物产；人造的物品；运输。因此，若是这三个轮子轮转不息，则财富将如春水一样地流通了。再者，事情往往如此，就是“工作胜于物质”，那就是工作和运输比物质为更有价值，更能增加国富；如荷兰人就是很显明的例子，他们是全世界享有最良好的地面上的矿产的国家。
最要者，要妥筹良策，使国内的珍宝钱财勿入于少数人之手，如不然者，一个国家可以有很大的财富而仍不免于饥饿也。金钱好似肥料，如不普及便无好处。要使它普及，主要就在禁止或严厉约束那些贪馋的生意，如高利贷、垄断、广大的牧场、以及类此的种种。
说到消除怨愤或至少消除怨愤的危险，我们知道每个国家里都有两种臣民：贵族与平民。在二者之中只有一种是心怀怨愤的时候，那危险是不大的；因为平民若没有上流阶级的挑拨，是动作迟缓的；而上流阶级，若群众不能或不准备自己有所举动的话，则他们的力量是不够大的。所以当上流阶级等待着在下的民众起了骚动以便明示他们自己的态度的时候那就是危险的时候。诗人们寓言说众神想把久辟特困缚起来，这种图谋被久辟特听见了，于是从帕拉斯之计召百臂的布瑞阿瑞欧斯来帮助他。这无疑地是一种譬喻，是表明为人君者若能确得一般平民的欢心则是如何地平安的。
予人民以相当的自由使其痛苦与不平得以发泄（只要发泄的时候不要过于不逊或夸张）是一种安全的方法。因为那压抑体液及使伤口的血倒流入内的人是将有恶疡及险疮的危险的。
在与怨愤有关的情形中，埃辟迈修斯的所为是很适于普罗密修斯的；因为再没有比他的所为更好的预防怨愤之法也。埃辟迈修斯在许多的痛苦与祸患飞到外面之后，终于盖上了盖子，把希望留在了箱子的上。无疑地，得宜而巧妙的对于希望的培养及抱持，以及导引人们从这个希望到那个希望，这种办法真是治疗和救济怨愤之毒的最好的良药。而一个政府当其不能以满足人民的欲望而得人心的时候若能以使他们有希望而得之，并且当其能办事办得使任何祸患也不能显得全无救济之道，而总要使它显得有解决的希望的时候，那就确实可见其为一个贤明的政府当局了。后者较易做到，因为个人和党派双方都易于阿谀自己，或者至少也易于装出不相信某事是没有希望的样子的。
又，使国内不容易有适当的首领可以招聚或领率不平之徒者，这种先见和预防是一种虽为人所已知而仍然很优良的警戒之策。所谓适当的首领者，就是有大度和大名的人，受心怀不平的党派的信任和尊仰的人，被认为他在自己本人的利益上也有所不满的人。这样的人应当把他或者是拉拢过来并使之与政府和好，而这种事还得要结实真确地做到，或者使他受同党中另一个人的争衡，使其名誉分削。一般地说来，分裂一切将不利于政府的党派集团，使之自相为仇，或者至少互不置信，不能算是一种顶坏的治疗怨愤之方。因为假如赞成政府的措施的人们充满了不和或党争而反对政府者乃是齐心一致的话，那情势就真是危险之至了。
常见有些从人君口中出来的机警锋利的言语曾燃起叛乱之火。恺撒曾以“苏拉不文，所以不会独裁”一语给自己为害无穷，因为这句话使一般希望他早晚会放弃独裁的人完全失望了。加尔巴以“我不收买兵士而征募兵士”一语自戕，因为这句话使兵士们都失了赏赐之望了。同样地，普罗巴斯，以“假如我活下去，罗马帝国将不再需要兵士了”一语自戕，因为这句话使兵士们大为失望。类此者甚多。无疑地，为人君者，在危险的事件上和不安的时代中，须要慎其所言；尤其是这些短短的言辞，它们飞行如箭，并且被人们认为是从君王的私心中无心泄露出来的。至于长篇大论，则是干燥无味的东西，不如这些话之受人注意也。
最后，为人君者，为预防一切起见，当在身旁常有一位或数位有勇略的大将，为削除叛乱的萌芽之用。若没有这样的人，则变乱一起，朝廷中即惊惶失措矣。并且政府所冒的危险将如泰西塔斯所云：“虽然很少人敢做这样至丑极恶的叛国之举，但是却有多人愿意这种事实现，而一般人都是准备赞成这件事的——当时的人心如此”。但是这样的军人须要可靠而且有好名誉，不可喜党争而结欢于众；他并且还须与政府中其他的大人物相得；否则那治病的药就要比疾病本身为害更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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