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时间总体较长，大多数能获得加班工资。《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但调查显示，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及以下的农民工仅占37.6%。大多数农民工不仅每天工作时间较长，而且难以享受到正常的双休日，26.7%的农民工每月只能休息1-2天，还有19.8%的农民工根本没有休息日。对于超时工作，69.9%的农民工表示能得到加班工资，当问及他们的加班意愿时，70.2%的农民工表示加班加点是出于自愿。这一方面是由于超时工作可以获得更多收入，另一方面是因为多数农民工业余生活比较贫乏、单一，与其在家睡觉，还不如多赚点钱。这说明，当前浙江省大多数农民工依然处于较低的需求层次，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部分休息权。
社会保险覆盖率不高，以参加养老保险为主。为农民工提供养老、医疗等保障，不仅是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维护，而且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社会保险一是覆盖面较窄，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仅占37.1%；一是险种覆盖不全面，参保农民工大多数只参加了五项社会保险中的一项社会保险，同时参加五项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仅占27.5%。同时也发现，本省户籍农民工参保率明显高于外省户籍农民工，这与社会保险在省际间转移较难有关。
职业安全教育还存在较大不足，女性农民工缺乏特殊保护。《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但通过调查，参加过所在用人单位为其组织的岗位安全培训的农民工仅占63.1%。企业不仅在职业安全教育方面存在较大不足，在劳动防护方面也缺乏重视，仅有47.5%的农民工能够按时领到用人单位发放的劳动防护用品，68.2%的女性农民工在“三期”没有得到应有的特殊保护。农民工大多数从事重、脏、苦、险等工作，不进行必要的职业安全教育、不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用品和提供必需的特殊保护，很大程度地提高了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发生率。
劳动合同签订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受劳动合同约束。劳动合同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普遍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调查，全国79.3%的外出农民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浙江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占49.4%，与全国水平相比，签订率较高。部分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一方面是因为一些用人单位存在着用工管理不规范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些农民工在主观上不想签劳动合同。数据显示，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中，有44.9%的农民工由于担心受到约束等原因自己不想签订劳动合同，尤其是16-23周岁的新生代农民工，有59.8%不愿意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社会地位不断提高，部分农民工已加入工会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对农民工自身的维权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调查，农民工不再被工会组织拒之门外，21.0%的农民工加入了工会。另外，农民工地位不断提高，选举权也得到重视，进城后参加过选举的农民工占19.0%，而且参加过选举的人中，有12.8%参加的是务工所在地城市居委会选举和人大代表的选举。
四、当前存在的问题
工资水平偏低，生活成本相对较高。浙江省20xx年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是25572元，而农民工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4613元，前者是后者的1.75倍，收入差距较大。低工资水平伴随的是较低的生活支出，农民工在打工地平均年消费仅为7812元，而浙江20xx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2254元，是农民工人均消费的1.57倍，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但与其他省市相比，浙江省农民工生活成本仍然较高，消费成本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0.6%，而收入水平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6.1%。表面上，浙江省农民工在收入上优于其他省市就业的农民工，但实际上，一方面，浙江省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相比，处于“低收入、低支出、低生活水平”的“三低”状态，在与周围的居民进行比较时，容易形成极大的心理落差；另一方面，与其他省市的农民工相比，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省市。因此，仅从经济收益的角度看，浙江省在吸引农民工就业方面并不具备足够的优势。
整体素质不高，“眼高手低”就业难。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数为10.04年，大多数缺乏专业技术技能，且不愿意或无经济能力参加收费的培训项目，仅有14.4%的农民工愿意参加自费的培训，愿意参加的人中72.1%的人只愿意承担300元以下的培训费用。虽然自身素质不高，并且较少参加职业培训，但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的收入、环境要求却越来越高，他们希望能像“城里人”一样体面的工作、体面的生活，并且定居在城里。自身的能力限制了农民工良好愿望的实现，43.2%的农民工在转换工作中需要1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找到下一个工作，11.7%甚至需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
超时工作，业余生活单调。58.4%的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原因和动机是赚钱，因此，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农民工和能获得加班工资的农民工有较强的加班意愿，而且随着加班工资支付的标准越高，农民工加班的意愿越高。高强度、长时间的透支体力工作，对身心的损伤是显而易见的。在较少的空余时间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也未得到重视，看电视和睡觉成为他们最主要的休闲方式，居住环境也差强人意，大多数人居住在用人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和出租房内，农民工疲惫的身心难以得到有效的调整和恢复。
注重短期利益，忽视长期保障。在一些农民工眼中，外出就业只是“权宜之计”，40岁以上的农民工仅占9.2%，大多数人未等到法定退休年龄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因此，农民工比较注重近期内的经济收益，较少考虑工作的稳定性、长期性和未来养老等问题。在未参保的农民工中，仅有13.2%是因为用人单位不给参保而未参保，即便是不需要农民工缴费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也没有得到农民工的重视。在劳动合同签订方面，部分农民工因不想受到约束，担心影响自己转换工作而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对于农民工来讲，一些保障有如一把“双刃剑”，虽是保障，但也是一种束缚或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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